想到那些无法辜负的记忆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秦朔
有人嫉妒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嫉妒他的出生，嫉妒他取了这个名字。
有人嘲笑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嘲笑他“烧钱”，嘲笑他“胆子小”。
有人担心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担心他生不逢时，担心他水土不服。
有人批评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批评他不够专业，批评他不够可读。
有人中伤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中伤他“窝里斗”，中伤他“大裁员”。
……
但是没有人说过，那是一张随便的报纸，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，一张庸俗的报纸，一张没有格调、没有气象、没有品质的报纸。
相反，人们说，那是一张努力的报纸，一张大气的报纸，一张有追求的报纸，一张生产了最多的原创财经和商业新闻的报纸，一张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与日俱增的报纸。
“我们一直想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，只是在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出来以后，我们才觉得，这个伙伴现在有了。”在担任道琼斯公司（中国）首席代表时，饶猛志（Matt Roberts）曾这样对我说。
对所有的鼓励，我们如领受阳光雨露，深怀感恩。而对所有的质疑，我们也在借镜自照中，深怀感激。毕竟，我们有一个机会，在做这件事情，在探索这条道路。我们承载着股东的托付，又何尝不是在实践着更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？他们的目光，哪怕苛刻，难道不都可以映射出盼铁成钢的热望？

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我们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机会成本。
许许多多的力量促成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诞生，支持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成长。这中间有兼具稀缺性与独占性的permission，有股东的资本和资源，有从上到下、从左到右众多关联者的时间与精力，也有我们的全体员工从天南地北放弃既有之后的所有付出。如此之大的投入的另一面，值得去想，倘若这些投入没有凝聚到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而是移作他处，是否可能有更大的影响与产出？
如果说报业理想是对我们永恒的召唤，那么，已经实现和将会实现的巨大投入与机会成本，则是我们不能辜负的重托。
重托，的确是因为，它计量起来真的很重。

几天前，我偶然到老沪太路203号（从2003年7月到2004年10月，那里一直是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筹备处）去，两个门卫跟我聊天，突然问起我一个名字，说他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说：“他现在在深圳，还在报社，做广告。”
门卫说：“他那时病得真是不轻啊。”
我知道他病过一段，那是报纸初创时期，广告一时上不来，他因为压力太大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。后来就住院，休息。至于怎么又到深圳，我倒是没有太留意。
见我愣着，门卫抬起两只手，指着脑袋：“他姐姐来看他，对我们说他脑子里全是广告的事，满满的，压得太满了，他受不了，就垮了。”
我打电话给报社广告中心的总经理，才知道，他病了以后，因为没有公费医疗，是广告中心管理层的干部每人凑上1000块钱，一共凑了1万块钱给他到医院治病。他看了一段，回家又休息了一两个月，说是能工作了，还想到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工作。“现在，他在深圳挺好的，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但我想，他还是会有压力的。不到山花烂漫的那一天，不会彻底放松的。

股东的远见和坚决催生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无数的心血沃灌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。有的同事已经离开，但他们的期待仍在。而更多的我们在这里坚守，在这里奋斗，在这里快乐，在这里创造。因为我们无法放弃理想，放弃责任，放弃对那些关爱我们、支持我们的人们的忠诚，放弃对越来越多读者的爱。
每周，我都要签发很多版面的大样，为很多新闻作品兴奋激动，而所有这些都是有形的。但我相信，围绕这张报纸的诞生与成长，那些人的故事，并不比这张报纸本身逊色。或者说，正是他们无畏和持续的付出，才构成了这张大气沉稳、稳健上行的报纸的底色。风雨锻炼了他的成熟，也考验了他持之以恒的风骨。
那没有被记载的、无形的东西，或许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，但是它不会消失在人的心里。我们的集体，我们集体的记忆之弦，只要轻轻拨动，随时都能奏出荡气回肠的旋律。

忙忙碌碌中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忆了。
在我们的报纸即将周年的时刻，一段偶然点燃的记忆温暖着我，让我觉得温暖可以是如此温暖，温暖可以是如此感恩，温暖可以是如此美丽。
不要抱怨，不去焦躁，不怕困难。让谦卑的更加谦卑，让创新的更加创新，让包容的更加包容，让和谐的更加和谐，让有价值的更有价值，让有想象的更有想象，让心平气和的更心平气和，让自由飞翔的更自由飞翔。
因为我们无法辜负。因为我们真的希望。因为我们自己选择。